《绿色的火焰》 张庆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清晨8点的火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，穿越河北平原，先去山东，再过安徽，最终将把我送到江苏省的南京市。我沉默地坐在高铁车厢里，衣着普通，貌不惊人，没有人注意到我。路途遥远，时间漫长，我曾拿出速写夹画画，打发寂寞时光。更多时候，我的目光穿过火车车窗的玻璃，投向铁道旁像时光一样快速后移的风景。我注视着车窗外的行人、汽车、公路、房屋、树林、田野和远山，正是这些构成了人类的欢乐与悲伤。
那次从北京出发的行程，是我2024年书房外田野调查的实证行动。从那天起，我纵贯中国十五个省共二十五个地区，进行了持续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。从北到南穿越几十座中国的城市，观察和考证，在火车的车厢座位、街道旁的石礅、江河边的地上，随时坐下，在手机上记录所见、所思和所感。我每天晚上回酒店房间，再打开电脑写调查日记，历时三个月的调查结束，我写下共十五万字的调查日记，整理出五十万字的现场录音采访文字。
我这样做，首先是为了回应一个电话，一份真挚的信任和一份写作期待。20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一个电话把我的记忆照亮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给我打来电话，熟悉的声音传出，我大为惊喜。韩敬群先生约我写一本书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惶恐。这是一部文学图书，它的背景是悲伤而壮烈的中国抗战史。韩敬群先生约请我从抗战大后方文化活动这个角度，讲述国破家亡时中国人守护文明的故事。文化活动我最感兴趣，也最能理解，但历史让我敬畏，很少触碰。
历史学是文学的基础，历史不只是年份和事件，更是人类过往的生活史和生命史，没有历史胸怀和历史见识，作家无法写出人类复杂的生活与情感。可历史非我所长，我更熟悉小说虚构。但韩敬群先生的信任，给了我巨大的鼓舞，促我思索。我找到了一个思路，抗战大后方的中国文化活动，就是战争时期人类文化的存续事件。山河破碎，文明仍在延续，炮火连天，人类的文化活动仍然存在。有人在战壕里写作，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。任何时刻，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不会终止，后人应该追溯这些伟大的经历。于是我斗胆接受这个写作任务，开始做准备。
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田宏林女士，为我引荐了历史学者齐春风老师。齐老师专门研究抗战史，知识极其丰富，思想深刻，他无私地把自己收集的史学资料给了我，读了他的资料，我又购买了三十多部人物传记，用半年多的时间，把全部的历史资料读完并清理出相关线索，我开始出发，在整个中国调查、寻访，并到达事件的发生现场。
我这次写的是非虚构，不是小说，小说要写好，必向虚而实，要在强大的虚构中体现同样强大的生活逻辑实证性。非虚构文学写作，更要突出实证原则。我长途跋涉，行走半个中国，就是为了到达所有文中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，看到实物，即使是已经变化的现场，对我的写作也很重要。站在那个位置，我的内心会有触动，捕捉这种情感并加以较好的表达，是写好本书的关键。
我像一个抗战时的流亡文人，只身出发，慌乱辛苦，随时调整行动计划。我拖着一只行李箱，箱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，从北到南地行走。为了保证与大地接触的实际感受，距离较远的出行我全部选择火车。北京、天津和江西的调查，韩老师给了我帮助，李庄的调查，《十月》杂志主编陈东捷兄给过我帮助。广西、四川、贵州和重庆的调查，涉及县村偏远地区，我求助过当地文学界的朋友，也得到巨大帮助。其他省的调查，我都是独自行动，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寻访，我需要迷茫感，需要人在漂泊绝望中的孤立无助感。
文学是一种态度，没有态度，好作品不会产生，文学又是一种合作，没有朋友的帮助和各种生活角色的助力，写作无法进行。感谢韩敬群老师对我的信任，感谢责任编辑田宏林、王若凡的工作，感谢《十月》杂志主编陈东捷老师、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老师、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李晓君老师、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兄弟、《四川文学》主编罗伟章老师、《山花》主编李寂荡兄弟、南开大学陈卫民教授、广西作家黄土路和河池学院的诗人陈代云老师、广西作家光盘兄弟、广西地方文史专家凌世君老师、乐山市作协副主席林雪儿、乐山历史学专家魏奕雄老师、乐山作家夏书龙、吉安市作协主席龚奎林及副主席郭远辉和邓小川、宜宾的黄敏和任华先生、贵州湄潭县的黄正义和张宪忠老师等，没有这些朋友的无私帮助，这本书不可能完成。感谢全部参考书目的作者和编者，以及网络上查阅但无法一一列举文章的整理者和作者朋友，没有他们的著作为我照亮时间的黑夜，我无法在写作中找到文字前进的道路。
文化也是一种态度，它表明人类在认真生活，反省存在的意义。文化还是人类生活的灯塔，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，依靠智慧和思想凝结成的文化来指引。写这部书，研究了人类生活与文化的关系，我获益很多。这是一次艰难而美好的经历，写作帮助我成长，将给我带来长久的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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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张庆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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