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过年，回得了家吗？
我们总觉得春运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产，是铁路公路航空把人像棋子一样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搬来搬去。但翻翻史书就会发现，这事儿还真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。
西汉元封四年，公元前107年冬。
山东琅琊，一个叫王仲的年轻人站在村口，面前是通往长安的三千里漫漫长路。他已经在太学读了三年书，今年是第一次准备回家过年。
临行前同窗劝他：“三千里，你走得回去？”
王仲说：“走不回去也得走，我娘眼睛不好，托人捎信说想我了。”
这段记载出自《居延汉简》中的一枚残简，是王仲后来写给朋友的信。那枚简很破，中间断了一截，但“归家省亲，凡行三十六日”这几个字还清清楚楚。
三十六天。
展开剩余92%我们今天从北京到广州，高铁八小时，飞机三小时。堵在高速上一天一夜已经觉得是世界末日。而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年轻人，用了三十六天，从长安走到琅琊，只为了跟母亲一起吃顿年夜饭。
他路上遇见过狼群，睡过破庙，鞋底磨穿了三次。
但他还是到家了。
我们总觉得古代人安土重迁，一辈子守着一亩三分地。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。秦汉时期的人口流动规模，远超我们想象。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干了件大事——修驰道。
这东西不是给车走的，是给人走的。秦驰道宽五十步，每隔三丈种一棵青松，从咸阳辐射出去，东到燕齐，南达吴楚。今天你去陕西还能看到遗迹，夯土层还在，松树早没了。
有了路，人就动了。
秦代服徭役，汉代游太学，魏晋南北朝战乱逃难，隋唐科举赴考，宋代经商贩运，明清赶考做官。每一朝每一代，都有无数人像王仲一样，在年关将至时踏上归途。
唐代有个叫李频的诗人，在《渡汉江》里写：“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
这首诗被选进各种选本，语文老师会告诉你这是写思乡的。但很少有人追问：他在岭外待了多久？他为什么不写信？他为什么“近乡情怯”？
真实情况是，李频在岭南做官，任期满了之后没有立刻回乡。不是不想回，是回不去。唐代从中原到岭南，水路陆路加起来三千里，走一趟至少两个月。他等了三年，才攒够盘缠，等到一个合适的返乡时机。
那首二十个字的短诗背后，是一个古代打工人攒了三年钱的辛酸。
说到钱，我们得聊聊古人回家过年的经济账。
北宋汴京，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俸大约是三贯钱。从汴京到洛阳，四百五十里路。坐船沿黄河西上，顺风三天能到，逆风就不好说了。
车马费多少？
北宋元祐年间有个叫张舜民的官员，详细记过一笔账：雇一头驴，日费五十文；租一艘小船，日费一百二十文；住店一宿，三十文；吃碗面，五文。
他回乡过年，从汴京到洛阳，四百五十里，走了七天，总共花销二贯四百文。
二贯四百文是什么概念？他月俸三贯，这一趟花掉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这还是品级不低的官员。普通百姓呢？厢军士兵月俸一贯，佃农年收入不过十贯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回家过年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巨款。
南宋《夷坚志》里有个故事：饶州有个小贩，在临安卖了三年伞，攒了八贯钱。腊月里雇了头驴往家赶，走到衢州驴死了，钱也被偷了。他在路边哭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咬牙走完了剩下的八百里。
有人问他值得吗？他说：“三年没见我娘了。”
这个故事正史不载，是洪迈从民间听来的。但我觉得，它比任何正史都更能说明古人为什么要回家过年。
唐朝元和年间，江西一个叫李公佐的读书人，腊月初十从长安动身，骑马往家赶。正常情况下，这条路走二十天左右，他完全能赶上除夕。
但他走到商州遇到了大雪，马也病了。
驿站的人劝他：“李官人，不如在驿馆过年，雪停了再走。”
李公佐说：“不行，我爹七十了。”
他卖了马，换了双厚底靴子，踩着雪往东走。
六天后他到家的时候，脚趾头冻坏了两个。他爹摸着儿子的脚，老泪纵横。
这个故事写在李公佐自己写的《南柯太守传》序言里。那本书讲的是人生如梦，功名虚幻，但序言里这段真实的返乡经历，比整部传奇都让人动容。
古人回家过年的路，从来不只是路。
是孝道，是乡愁，是三年没见的娘亲，是七十岁的老父亲，是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，是腊月里飘来的炊烟。
秦汉时期，腊祭是法定节假日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里说，张良帮助刘邦定天下后，每年腊月必回韩国旧地祭扫。他那时候已经是万户侯，车马成群，随从如云，路上不苦。但这条千里的归途，他走了二十年。
隋唐时期，官员有“省亲假”，但路程远的，假期常常不够用。白居易在《除夜》里写：“病眼少眠非守岁，老心多感又临春。火销灯尽天明后，便是平头六十人。”那是他六十岁那年，一个人待在长安官舍里过年。不是不想回，是刚上任走不开。
宋代商品经济发达，人员流动更频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详细记载过年时汴京城的景象：“市井皆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，及财门钝驴、回头鹿马之行。”但这些热闹是城里人的。城外官道上，无数人正裹着棉袄、背着包袱，踩着冻裂的黄土往家赶。
明代的春运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万历年间的工部给事中杨应文上过一道奏疏，说每年腊月，京城通往各地的驿道上挤满了返乡官员和士子，驿站马匹不够用，征用民马，民马不够用，百姓就得自己步行。
他建议朝廷增拨驿马，增设驿站。奏疏递上去，没有下文。
杨应文自己后来也得走路回家。他是山西人。
清代的返乡大军里多了个新群体——赴京赶考的举子。三年一次的会试在春天，很多人头年冬天就进京了。考完了，不管中不中，都要回家过年。于是每年腊月，京城通往各省的官道上，到处是背着考箱的举人老爷们，有的喜形于色，有的垂头丧气，但都在赶路。
道光二十年，湖南举人曾国藩会试中式，殿试赐同进士出身。他腊月二十离京，次年二月才回到湘乡老家。路上走了四十多天，横跨了整个春节。
他给父母写信说：“儿在途次，除夕宿于河南汝州，旅舍萧然，唯以老亲悬念为念。”
那是他人生最风光的一年——中了进士，入了翰林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除夕之夜，他还是那个想家的儿子。
读史料读得多了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古人回家过年，交通工具的选择其实很“内卷”。
秦汉时期，普通人靠走，有点家底的骑驴，当官的骑马，顶级豪门坐马车。
魏晋南北朝，牛车异军突起。别笑，那时候牛车是士族标配，讲究“稳”。一辆装饰考究的牛车，比马车有面子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里说，他年轻时候见过建康城里世家子弟过年回乡，牛车绵延数里，车幔是蜀锦的，牛角包着银。
隋唐流行骑马，也流行骑驴。驴便宜，耐力好，不挑路，是广大中下层公务员和读书人的首选。杜甫说自己“骑驴三十载，旅食京华春”，不是哭穷，是写实。
宋代多了个选项——船。汴河、运河、长江、珠江，水路网络四通八达。坐船比走陆路舒服，能躺着，能看书，还能带更多行李。缺点是慢，而且受季节和水文影响太大。冬天水枯，有些河道没法走。
明清的交通工具最丰富，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船、轿子，丰俭由人。晚清有了轮船，少数人能坐火轮车（火车），但那是凤毛麟角。
交通工具再怎么进化，有几个问题是始终解决不了的。
一是慢。最快的马，一天走二百里顶天了。大多数人的行进速度是每天五十到八十里。从北京到南京，骑马不换乘，昼夜兼程，也得八九天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，人要歇马也要歇，走半个月是常事。
二是贵。我们前面算了宋朝公务员回家过年的账，大半个月工资没了。明清雇车的价格更高。《金瓶梅》里写西门庆送宋惠莲回家过年，雇了两头骡子一辆车，花了一两二钱银子。那只是一趟短途。
三是险。正史讳言旅途凶险，但笔记野史里到处都是。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元和年间有个叫韦齐休的商人，从岭南回长安过年，行至商山被劫，财物尽失，人也受了伤。他后来对人说，那一年腊月山里下了大雪，他以为自己要死在路上了。
四是苦。明人《客商一览醒迷》里写旅途之苦：“暑月汗如雨，寒日肤如裂。饥不得食，渴不得饮，疲不得息。”这不是文人夸张，是真实记录。古代绝大多数道路没有硬化，晴天扬尘，雨天泥泞。冬天更惨，北方滴水成冰，南方湿冷入骨。
但还是要走。
东汉建安十一年，曹操征高干返回邺城，路过故乡谯县。随行的人劝他进城看看，曹操说不去了，赶着回邺城过年。
那年他五十二岁，上一次回谯县是十三年前。
十几年不回故乡，路过家门而不入，只为了赶回去处理公务。这个故事写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里，就一句话。但我每次读到都想，他策马经过故乡的时候，有没有回头看一眼？
宋代大中祥符二年，寇准罢相出知陕州。那年腊月他从汴京赴任，路过家乡下邽。他在马上问随从：“前面可是下邽城？”随从说是。寇准沉默良久，没有进城。
那一年他四十六岁，离家已经二十三年。
这些故事正史里往往一笔带过，野史里却记得很细。宋人《国老谈苑》里写寇准过故乡而不入，是因为“羞见父老”。他那时候刚被罢相，心情灰败，觉得自己没脸回家。
我不知道这个记载是否属实。但如果是真的，那这大概是古人回家过年最复杂的心情——不是不想回，是回不去；不是回不去，是没脸回。
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也这样吗？混得不好，不好意思回家过年。一千年前的人，也是一样的。
明朝万历三十八年，汤显祖六十一岁。
那一年他辞官归乡，从遂昌回临川，正好赶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到家。
他写过一篇《归舟除夕》，里面说：“前年客维扬，去年客钱塘。今年归故里，不待买山装。”
他辞官的理由是“投劾归”，其实就是不想干了。他在官场待了二十多年，从南京太常博士到遂昌知县，一直不大得意。五十岁以后，他就反复在辞官和复出之间摇摆。
六十一岁这回，他彻底放下了。
船到临川的那天傍晚，天上下着小雪。他站在船头，看着暮色里的故乡，说了一句：“吾今乃得归矣。”
这四个字，我每次读到都想哭。
我们聊古人回家过年，不能只聊他们怎么走、走多久、花多少钱。这些当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：他们为什么非要回去？
秦汉人回去，因为宗族在那里，祭祀在那里，根在那里。汉代以孝治天下，腊祭是头等大事。《四民月令》里写腊月祭祖，全家无论多远都要赶回来，有一人不到，祭祀就不完整。
隋唐人回去，因为家族观念依然强大。但多了另一种东西：科举取士让无数人离开乡土，从此“故乡”成了一个回不去又放不下的符号。李白二十六岁出蜀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写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写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，写“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”。但他的故乡，终究只在诗里了。
宋人回去，因为市民经济发达，人口流动频繁，故乡成了一个需要主动维系的情感纽带。苏轼兄弟宦游四海，母亲去世时都未能奔丧，那是他们一生的痛。
明清回去，因为宗法社会强化，族谱家规重修，回乡祭祖成为每个士大夫的伦理义务。很多官员晚年拼命求放归，不是为了享清福，是为了回到出生的地方，死在出生的地方。
说到底，古人回家过年，回的不是一个地理坐标，是一个精神原点。
那个村口的老槐树，堂屋里的祖宗牌位，灶台边的老母亲，都是这个原点的具象化。走得再远，这个原点还在那里，不增不减。
所以古人春运的核心问题，从来不是路，而是心。
路再难走也要走，是因为心在那里。
清初文人廖燕写过一篇《半幅亭试茗记》，里面有一段话，我一直记着：
“余家寒山，距城百里。每岁腊尽，必徒步归。夜行雪中，四无人声，惟闻足底踏雪声，砉砉如蚕食叶。望前村灯火，知近家矣，不觉足力之疲也。”
夜行雪中，四无人声，只有脚下踏雪的声响。望见前村的灯火，知道快到家了，走路的疲惫一下子就忘了。
灯火依旧，人情未改。这就是春运的生命力，从秦汉到明清，从驿站到高铁，穿越两千多年依然鲜活。
南宋淳熙十五年，陆游六十四岁。
那年他从山阴到临安办事，腊月二十才往回赶。船过钱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，在江心颠簸了一夜。次日风停，他靠岸买了碗面，继续赶路。
除夕那天傍晚，船到山阴。他站在船头，远远望见自家茅屋上的炊烟，在暮色里袅袅地升起来。
他后来在诗里写：“此身元是客，小泊便为家。”
读诗的时候我想，这个在江上漂泊了一辈子的老人，终于到家了。他的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家一样，不在千里万里之外，而在每一个除夕夜，每一个等着我们回去的人心里。
两千多年前，那个叫王仲的年轻人花了三十六天从长安走到琅琊。两千多年后，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跨越半个中国。
路变了，车变了，时代变了。但风雪夜归人的心情，从没变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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